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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

刘鹤曾撰文批民粹主义腐蚀剂 放松民众奋斗决心

2013-10-27 10:24 点击次数 :

刘鹤

刘鹤

  编者按: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》是刘鹤负责的一项重要课题研究报告之总结。文章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,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,做出了一些颇有见地、值得重视的观察与评论,并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三点很有价值的政策思考与建议。本版特此转载。

 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,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、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。从2010年起,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,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、银监会、社科院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,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,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。

  通过比较研究,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,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。初步得到10点结论,简要描述如下:

  1.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。

  其警世意义在于,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,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,抓住它带来的机遇,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,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。

  2 在危机爆发之前,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,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。

  在两次繁荣期间,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,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,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。

  3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。

 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,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。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,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,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。

  4 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,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。

 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,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,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,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,安抚民心。

 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,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,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,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。致命问题是,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,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,并形成蔑视权威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。与此同时,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,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,深圳新闻资讯 ,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。

  5 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,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。

 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,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,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,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,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,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……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,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,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,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,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。

  6 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。在两次危机之前,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。

  大萧条前,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;在这次危机前,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、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,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。

  7 危机爆发后,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、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,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,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。

 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,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,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,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,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,应当压缩社会福利、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。

 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,但对当事人来说,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。这是因为,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,决策者缺乏经验,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,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、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,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,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。

 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,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。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,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。

  8 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,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,不可轻言经济复苏。

  在经济危机过程中,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,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,由运气决定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,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。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,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,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,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。

 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,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,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。目前,欧债危机正在深化,中东形势很不确定,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历史、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,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

  9 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,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,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。

  大萧条后,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。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: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、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,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,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,也快速向全球传染,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。

  10 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,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。

  “基辛格定律”可能被再次验证。基辛格在他的名著《大外交》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,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。这次危机发生后,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,二十国集团(G20)平台产生,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,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,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,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。

  刘鹤简介

  1952年出生于北京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,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、党组成员,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。

  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,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。

  2003年3月至2011年3月,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,分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面工作。

  2001年至2003年,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,主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。

  此前曾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,参与历次国家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,1998年至2001年负责国家信息中心工作。

  经济学家论坛“中国经济50人论坛”的发起者和主持人,也是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的兼职教授,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。

  在美国哈佛大学和SetonHall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,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得MPA学位。

  三点思考

 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,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,也受到很多启示。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,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,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。

  1

  树立底线思维方法,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

(责任编辑:卫斯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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